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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柏君索非亞：從靈界的譯者到棒球女主審

整理劉柏君（索非亞）從學生靈媒、宮廟服務、皈依伊斯蘭，到成為台灣女性棒球裁判與運動外交推動者的人生故事。

通靈民間信仰伊斯蘭性別議題

劉柏君，又以伊斯蘭教名“索非亞”（Sophiyah Liu / Sophia Liu）為人所知。很多人認識她，是從《靈界的譯者》系列著作、HBO Asia 與公共電視合作影集《通靈少女》的原型討論，或她作為台灣女性棒球裁判的經歷開始。

她的人生很難用單一標籤概括：學生靈媒、宮廟服務者、作家、穆斯林、棒球裁判、翻譯、女性運動倡議者，後來又走向運動外交與公共服務。若只把她當成“通靈故事”的主角，反而會錯過這個人物最值得思考的部分：她真正的轉折，不只是“看見靈界”，而是後來如何離開民間鬼神體系，重新理解信仰、身體、女性處境與所謂“天命”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本文涉及大量靈異經歷與宗教體驗。這些內容主要來自劉柏君本人的著作、訪談與媒體報道。它們適合作為個人生命敍事與宗教經驗來理解，不宜簡單寫成可驗證的科學事實。

一、被剝奪的童年：從“看見無形”到被大人使用

在劉柏君的自述中，她從很小的時候就有看見無形世界的經驗。對一個孩子來說，這種能力並沒有帶來浪漫想象，更多是恐懼、困惑，以及被成人世界迅速利用。

1. 無法解釋的童年經驗

她曾提到，三歲半時外婆去世，她沒有回鄉參加葬禮，卻能向母親描述外婆入殮時穿着的紫色旗袍與花紋。這樣的經歷，讓家人更加相信她“看得見”。

從此以後，她不再只是家裏的小孩，而逐漸被放進一個由民間信仰、亡者、鬼神與成人需求交織出的角色裏。大人需要答案，她就被推到前面；別人需要安慰，她就被要求替“無形世界”翻譯。

2. 五六歲成為“收驚”老師

據她在訪談與書中回憶，五六歲起，她就被迫替人“收驚”。因為年紀太小，有時還要被大人抱到椅子上，才能完成儀式。

台灣民間曾經流行非法彩票“大家樂”，許多人相信神明、亡者或靈媒能夠給出中獎“明牌”。劉柏君也因此被捲入這種狂熱，成為眾人求取答案的工具。

這不是一個孩子主動選擇的道路，而是成人世界把神秘需求、金錢幻想與信仰焦慮投射到她身上。

3. 用“神旨”換芭樂：看穿民間信仰的盲從

她後來回憶，自己很小的時候就看出民間信仰中有大量盲從。台灣傳統祭拜中，有些人認為芭樂不適合供奉神明；但她因為自己想吃，便假傳神旨，說“三太子不喜歡吃鳳梨，喜歡吃芭樂”。

結果大人真的費盡心思尋找芭樂供奉，而她作為“神媒”，就能名正言順地第一個吃掉。

這個故事有荒誕感，也很刺痛。它說明所謂“神明說了什麼”，在現實操作中常常取決於誰擁有解釋權。一個孩子只要被賦予“靈媒”身份，就可以輕易調動一羣成年人。

4. “肉圓”騙局與亡者問話

她也講過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場景：大人常在凌晨三四點把她騙上車，說要帶她去彰化吃有名的“肉圓”。結果下車之後，她面對的不是小吃店，而是一個個陰森靈堂。

成人要求她問剛過世的人：“錢藏在哪個櫃子？”甚至還要求她求一個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的鄉下阿公，保佑孫女托福考高分。

這類經歷讓她逐漸意識到，自己並不是在執行什麼崇高“天命”，而更像是被大人飼養的“人體翻譯機”。她的童年被信仰包裝，但本質上是一種被使用、被消費、被迫早熟。

二、十五歲開神壇：看見“宗教服務業”的黑幕

劉柏君十五歲時開始經營自己的宮廟。這個階段，是她從被動參與民間信仰，走向更深層宗教服務體系的階段。

1. 與“鬼醫”合作看診

她在書中和訪談中提到，十五歲時曾租房開壇，並與一位名叫“李寶巖”的清代保生大帝神醫靈體合作。按照她的說法，現代醫學發達以後，這位“神醫”在無形界彷彿“失業”了，於是兩人形成分工：她負責翻譯，靈體負責看診、開藥。

弔詭的是，不懂中醫的她，竟然能開出中藥方子，一度在地方上引起轟動，信徒多到有專門配合抓藥的中藥房。

無論讀者是否相信這類經驗，至少可以看出一點：民間信仰並不只是“信不信”的問題，它常常與醫療焦慮、家庭困境、地方關係和經濟利益糾纏在一起。

2. 宮廟作為“宗教服務業”

劉柏君後來對宮廟體系有非常直接的批判。她認為，很多宮廟在實際運作中已經變成“宗教服務業”。信徒來到宮廟，往往期待被告知原因、找到解決方案；而宮廟若要維持收入，就必須不斷生產問題。

她曾坦言，有些信徒其實沒有生病，但為了收掛號費，仍可能被告知“卡陰”或被靈體干擾。

這類說法的尖鋭之處在於，它不是外部旁觀者對民間信仰的輕蔑批評，而是一個曾在體系內部工作的人，對其利益邏輯的反省。

3. 燒紙錢與“保護費”邏輯

她還批評過燒紙錢與驅靈之間的關係。按照她的理解，燒紙錢給靈體讓其離開，只是治標不治本。靈體若因此得到好處，反而可能像黑社會收保護費一樣，從半年回來一次，變成一個月回來一次，甚至越來越頻繁地糾纏信徒。

後來又出現“發財金”“陰靈金”等各種名目。在她看來，這些形式很容易變成以紙錢換真鈔的商業化儀式。

這段批判並不只是針對某一種宗教行為，而是指出：當恐懼可以被定價，當不安可以被包裝成服務，宗教就會滑向斂財。

4. 靈體被“殺”與人生崩塌

她曾提到，宮廟內部也有複雜的利益糾葛、派系競爭，甚至與直銷、老鼠會等問題糾纏。後來，另一派靈媒據稱以鬥法方式“殺死”了她長期合作的神醫李寶巖。

從她的敍事來看，這件事對她打擊極大。失去無形界助手以後，她彷彿突然失業。過去二十年圍繞靈媒身份建立起來的人生意義，也像一場巨大的騙局崩塌。

她曾因此陷入深重的內疚與罪惡感，一度站在大學九樓樓頂，想要結束生命。

這一段最值得注意的，不是“鬥法是否真實”，而是一個人如果從小被迫相信自己揹負某種天命，當這個身份崩塌時，她如何面對空洞、罪責與自我重建。

三、與民間鬼神決裂：在清真寺找到另一種信仰秩序

劉柏君後來真正的轉折，是離開宮廟體系，並在伊斯蘭信仰中找到新的解釋框架。

1. 退壇時的衝突

她在大學後期決定退壇時，曾遭遇宮廟方面的威脅。對方用一百零八炷香圍着她做法，質問她“接不接天命”。她反問：“接？用什麼接？用水桶接嗎？”

這句話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為它把“天命”這個看似神聖的詞，從高處拉回現實。所謂天命，如果需要威脅、恐嚇、控制一個人來完成，那到底是神聖，還是人造權力？

她還提到，對方恐嚇當晚會派“十二白衣大士觀音菩薩”到她家教訓她。後來她看見十二個長相醜陋的女鬼進房間，怒火中燒，指着它們大罵，竟然把這些所謂“神明”罵跑。

這一幕在敍事上很有象徵性：她不再以恐懼回應無形世界，而是第一次用憤怒、判斷和主體性對抗它。

2. “沒有鬼”的清真寺

2005年前後，劉柏君就讀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，並在此階段接觸伊斯蘭教。她曾參訪台北清真寺，並震驚地發現：在她去過的許多宗教場所中，清真寺給她的感覺非常不同。她認為那裏沒有她過去常見的鬼怪，甚至連處理喪事的亡者空間，也沒有她熟悉的靈體聚集。

這段經驗後來成為她信仰轉向的重要契機。

對她而言，清真寺“不拜偶像、不燒紙錢、不以供品與靈體交易”的秩序，切斷了她過去熟悉的那套鬼神互動模式。

3. 精靈、灰燼與她對伊斯蘭的理解

她向伊斯蘭教長請教後，接觸到《古蘭經》與伊斯蘭傳統中關於精靈（Jinn）的說法。她認為，伊斯蘭對精靈出沒時間、飲食偏好等敍述，與她過去的經驗有不少對應。

她也由此重新理解“鬼喜歡紙錢灰”這類民間現象：如果靈體偏好灰燼，那麼燒紙錢並不是簡單“孝敬亡者”，而可能是在餵養某種不該被持續餵養的對象。

這套解釋，推翻了她過去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聽到的許多說法，比如“半夜十一點鬼最多”“看見靈界是因為業障深重”“帶天命就必須替神明辦事”。

她最後接受伊斯蘭信仰，成為穆斯林。對她來說，這不是從一個神秘系統跳到另一個神秘系統，而是從以恐懼、交易、儀式控制為核心的體系，轉向一神信仰下更清晰的秩序。

4. “你身上有光”：信仰帶來的邊界感

她曾講過一個很有象徵性的細節：入教後，長期騷擾她的靈體逐漸消失。後來她去姐夫家時，原本常出現聊天的“土地公”靈體躲得很遠，並對她說：“你身上有光，我不敢過去。”

無論讀者如何理解這段敍述，它都呈現出一個關鍵變化：她開始擁有邊界。過去她被迫向各種無形存在開放，如今她終於可以說“不”。

這也是劉柏君故事最有力量的部分：所謂救贖，不只是獲得一個答案，而是終於不再被恐懼驅趕。

四、從靈媒到作者：《靈界的譯者》與“通靈少女”的公共敍事

劉柏君後來以“索非亞”之名出版《靈界的譯者》系列，將早年的通靈、宮廟與人生轉折整理成文字。

1. 《靈界的譯者》系列

公開書目資料顯示，《靈界的譯者：從學生靈媒到棒球女主審的通靈之路》於 2009 年由三採文化出版。此後，她又陸續出版《靈界的譯者 2：跨越生與死的 40 個人生問答》《靈界的譯者 3：情與愛的輪迴》，以及 2019 年出版的《靈界的譯者 4：我的後通靈人生》。

這些書不只是靈異故事合集，更像是她對死亡、親情、民間習俗、情感關係與信仰困境的整理。

2. 《通靈少女》的原型與文化顧問

劉柏君的經歷後來也成為影視創作的重要參考。媒體報道中常提到，她是《通靈少女》故事原型之一，並擔任文化顧問。

不過，影視作品終究有藝術加工。若要理解劉柏君本人，仍應回到她自己的書、訪談和公開演講，而不是隻把她等同於劇中角色。

3. 從講鬼故事到反思民間信仰

她的特殊之處在於，她並不是單純講“鬼故事”的人。她真正尖鋭的地方，是敢於指出民間信仰中的操控、斂財、恐嚇與性別壓迫。

她講靈界，但不是為了讓人更迷信；她講鬼神，反而是為了拆解許多人對鬼神的盲目恐懼。

這一點使她的故事不只是獵奇材料，也可以放進宗教研究、民俗文化、女性經驗與社會觀察的脈絡中理解。

五、打破性別歧視：走向國際的棒球裁判

離開宮廟之後，劉柏君把生命重心轉向自己熱愛的棒球。她曾說，如果人真的有天命，她的天命絕不是在廟裏裝神弄鬼，而是讓台灣以後不再有女生因為性別被趕出棒球場。

1. 棒球場上的性別歧視

棒球長期被視為男性主導的運動。劉柏君進入裁判體系時，曾遭遇非常直接的羞辱與排斥。她曾提到，考取裁判資格時，有人叫她退賽去當記錄員；男裁判不准她坐男性裁判的椅子；甚至有人拿男性護具對她進行言語性騷擾。

這些經歷說明，女性進入傳統男性場域，往往不是只要“努力”就夠了。她們還要面對制度、語言、身體、空間與資格的多重排斥。

2. 量身訂製護具與國際訓練

後來，劉柏君因擔任美國紐約洋基隊教練來台時的翻譯，獲得更多接觸國際棒球體系的機會。公開報道提到，她曾獲得企業贊助，為她量身訂製女性主審護具，也曾赴美國職業裁判學校受訓。

她後來陸續到香港、澳洲、韓國、美國、加拿大等地執法或學習，逐漸從台灣球場走向國際舞台。

3. 台灣女性棒球裁判的標誌性人物

公開資料多稱劉柏君為台灣第一位獲得棒球協會認證的女性裁判員，也是台灣全國性賽事中的女性主審先行者。她後來獲得國際奧會 2019 年“女性與運動獎”世界獎座，也被視為台灣女性體育參與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她的意義，不只是“一個女性成功了”，而是她把個人受傷經驗轉化為制度突破。她的存在讓後來者知道：女生也可以站在本壘板後面，也可以穿上主審護具，也可以被球員稱為“裁判”。

4. 重新定義“天命”

她曾回憶，當她準備離開球場時，曾經驅趕、排斥她的球員脱下帽子，對她說：“謝謝裁判，裁判再見。”

這一刻，她重新理解了“天命”。所謂天命，不是被宮廟脅迫、被鬼神恐嚇、被大人推到神壇上當搖錢樹；而是一個人通過自己的選擇、流血、流汗和堅持，替後來的人打開一條路。

如果要說劉柏君的一生有什麼真正的宗教意義，也許就在這裏：她從被命運解釋，走向解釋自己的命運；從被神明代理，走向為自己和後來者發聲。

六、為什麼劉柏君的故事值得寫下來

劉柏君的故事容易被消費成“通靈奇聞”，但真正值得留下來的，是其中幾層更深的東西。

1. 她揭開了民間信仰的陰影面

民間信仰並不必然等於迷信，也不必然都是壞的。它承載了地方秩序、家族情感、死亡處理和心理安慰。

但劉柏君的經歷提醒我們：當信仰失去邊界，恐懼就會被商業化；當靈媒被神聖化，一個孩子也可能被成人世界合理化地剝削；當“天命”變成控制工具，人就會被迫放棄自己的生命選擇。

2. 她把宗教經驗轉化為自我拯救

她後來選擇伊斯蘭教，並不只是換一個宗教標籤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終於找到一套能夠讓她擺脱無形糾纏的解釋系統。

對她來說，伊斯蘭信仰提供的是秩序、邊界和安定，而不是更多交易與恐嚇。

這也是為什麼她的皈依經歷如此特殊：它不是抽象神學辯論，而是一個曾長期活在民間鬼神體系中的人，對另一種信仰秩序的切身選擇。

3. 她把個人創傷變成公共行動

從靈媒到棒球裁判，表面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階段。但內在邏輯其實一致：她一直在反抗別人強加給她的角色。

小時候，大人要她當神媒；宮廟要她接天命；棒球場要她因為女性身份退後。但她最終選擇不退。

她最有力量的地方，不是“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”，而是看見了權力如何運作，並且決定不再服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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